我不是研究能源的，只是因為資訊專業過去有機會參與多次經濟部召開的會議討論能源，以部長幕僚身份也參與了一些資料梳理工作，所以用這樣一點經驗來拋磚引玉。

台灣很明顯處於缺電危機中，就如同醫生看病一樣，透過一些跡象就可以判斷缺電嚴重的程度，畢竟不會有人希望病入膏肓了才開始治療。

先從大家最常討論的小動物開始，其實大部分因為異物入侵造成的跳電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每個單點有兩條以上的供電線路，電網的概念就是這樣的結構推想而來，台電近期也正在執行「電網韌性建設計畫」來改善電網問題；但電網除了線路之外也需要多點的發電廠，才能有效率的達成多迴路配置，否則當單點錯誤發生在發電廠就難以避免停電，這是第一個缺電的點。

在強化電網的基礎上，應該有合理的發電機組配置，但在台灣蓋任何新的電廠都不容易，因為電廠等設施長期是嫌惡對象，台電是國營事業，往往需要逐一解決反彈的民意；但民營事業相對沒有這個包袱，所以在自用為基礎上建置了一些發電機組，這些機組一般都有餘裕存在，因此衍生了所謂的 IPP 合約，由台電依據需求採購這些自有發電機組的冗餘電力。

IPP 合約電力成本自然大於台電自行發電，因此理想上只該被用在緊急需求，但近年來這些 IPP 供電幾乎常態化發生，甚至達到整體供電近二成的比例，這種異常的情況就是第二個缺電的點；站在台電立場，當然會希望透過自己設置的機組發電，這之間有沒有其他疑慮就是題外話，但這個問題無法解決，缺電就是顯而易見的。

發電機組是龐大的機器，運作過程出現故障很容易引發災害，同時也會讓發電機組的投資付之一炬，為了避免這樣極端的情況發生，每個機組都需要定期停下來仔細檢查各種零件運作情況，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歲修；但近年來許多發電機組的歲修時程一再被調整與縮短，主要理由就是發電機組嚴重不足，氣候暖化與綠能發展過快都讓這個問題惡化，而歲修時程混亂帶來的風險就是發電機組可靠度降低，到這裡就真的是走在鋼索上了。

綠能發展快很多人都以為可以減少其他發電，但現實是主要的綠能來源都有供電不穩、不持續的問題，這種不確定情況讓天然氣發電機組經常需要處於待命狀態；這當然可以透過儲能設施投資來解決，但儲能設施的投資成本遠高於天然氣機組，台電長期受制於政策調控電價，並沒有太多餘裕擴大投資，環繞著綠能的廠商也大多只想要被動等待，這個惡性循環創造了另一個缺口，缺電的疑慮也成為綠能發展的瓶頸。

而且許多儲能場的規劃也是民眾抗爭的對象之一，其實這裡我也不太懂抗爭的點，畢竟相對其他電力設施，儲能場的風險低很多。

許多人喜歡提水力抽蓄儲能的效益，原理就是利用離峰時段電力把水運到高處，在尖峰時放水發電來應急；但它就真的只能應急，對比整體電力需求，水力發電佔比極低，即使把目前所有儲能選項放入，大概也沒辦法獨立支撐供電責任很長時間，而且也不能隨意耗盡，因為緊急狀況發生時會需要這些儲能設施來避免跳電，近期地震就是很明顯的例子，但儲能跟大部分綠能一樣都不能作為基載電力。

台灣最有發電餘裕的其實是燃煤發電機組，它也適合作為基載電力，但是燃煤產生的空氣污染嚴重，往往需要配合環保法規降低使用率；燃油就更不用說了，不只污染高，成本也更高，也是大多作為緊急使用，發電中看到燃油出現基本上都是供電吃緊的情況居多，而且更糟糕的是，有些燃油機組其實是作為核能備援使用，台灣缺電的情況已經嚴重到需要動用這些緊急發電選項。

除了發電機組，另一個觀測缺電的點是天然氣接收站使用率，因為台灣是海島國家，除了大部分能源燃料需要透過進口方式，進口的途徑也基本上都是海運，需要透過天然氣接收站來接收液化天然氣；液化天然氣價格是近年來的一個話題，但很少人注意到台灣天然氣接收站的使用率已經超過 100% ，也就是以過載的方式在接收天然氣，這個比例在其他國家普遍不到 50% 。

天然氣接收站閒不下來，除了因為新蓋的接收站遭遇抗爭，另一個點是需求就是這麼大，如果不過載利用接收站會趕不及發電需求，同時天然氣儲槽不只體積大也更是民眾激烈抗爭的對象，難以儲存只能持續過載利用接收站，讓儲存的工作轉嫁給漂在海上的運輸船。

這是另一個讓台灣走在能源鋼索的問題，因為台灣需要的能源燃料都漂在海上，一旦海上交通出現狀況就會讓台灣能源快速陷入困境；雖然近年來台灣很幸運的遭遇了越來越少的颱風，但從近期的紀錄仍然會存在因為天氣產生的風險，以及另一個國際關注的戰爭風險，過度倚賴天然氣發電而且沒有維持安全存量的能力，這也是缺電的跡象之一。

也有很多人喜歡拿 RE100 與碳關稅來說台灣需要的是綠能不是核能，但這些論述不是笨就是壞，因為綠能無法作為基載電力，儲能投資成本昂貴，很多時候就是需要更多天然氣發電機組來配合，台灣對於火力發電的需求持續創造歷史新高，我們吸著更糟糕的空氣然後讚揚綠能的潔淨，這種邏輯壞死的現象我真的很難理解。

能源選項沒有什麼完美的解答，今年七月到明年我們將面臨核三除役的衝擊，如果順利延役可以舒緩上面諸多缺電跡象，需要的乾式貯存場面積極小，目前所知在地居民的認同比例也超過七成；過去發生在新北市民進黨把責任都怪罪給執政的國民黨，現在屏東與中央都是民進黨執政，延役的皮球就不能踢給別人了。

我支持核能延役，因為缺乏溝通、缺乏配套的能源轉型帶來遠超過預期的負面衝擊，面對核事故風險與立即發生的空氣污染與供電風險，我認為該回到科學基礎開放的討論所有選項，而不是為了意識形態把台灣推向更危險的深淵。

即使 100% 直接供應台積電，綠電沒辦法 24 小時持續供電，缺口就是得多燒天然氣來填補，台南也正為了要在哪裡蓋新的天然氣發電廠在抗爭不斷。

台灣大部分典型綠電都是台電先買下轉售，縱使只有透過台電轉供都也是所有發電方式混合，沒有多少廠商願意花大錢投資獨立電網，這些成本都還是轉嫁給台電承擔，那些只計算綠電購電支出的人刻意無視對應投資罷了，平衡電網的投資可不亞於發電。

非核又要減煤，台電只能增加對天然氣的依賴，但天然氣難以運輸儲存的特性不只價格高，也讓台灣的能源供應極具風險，幾天的颱風就可能讓天然氣存量拉警報，更別說各種接收站、儲存槽大家嫌惡的態度。

如果必須選擇，你家旁邊要蓋天然氣儲槽還是核廢料儲存廠？我想我會接受核廢料儲存廠。可悲的是，大部分人只想穩定用電而不想承擔對應責任，政治人物不敢得罪民意讓風險轉嫁到其他地方。

一隻松鼠就能造成大停電，突顯很多地方只靠單一迴路供電，沒有更多的發電來源與完整的電網，台灣的電力供應一直像走鋼索般危險；核電廠延役是各種矛盾下暫時的最佳解法，讓綠電需要的投資可以跟上腳步，同時期待更多新的能源技術問世。

唐鳳與數位發展部最近被打的很火熱，作為資安院顧問群之一，分享一下我的觀點；有趣的地方是，我也是民眾黨黨代表，這個身份在進入資安院前就存在，在內部活動也有員工匿名留言指出我這個突兀的存在，希望我的專業足以回應一些疑慮。

我在資安院的工作環繞數位韌性，過程參與了許多政府資訊系統的巡檢，我們試著用業界的標準去評估與提出建議，希望讓有限的資源可以被投入在需要的地方；嚴格說起來我們看到的是百廢待興，雖然台灣在資訊產業能見度極高，但數位科技的投資遠不如其他先進國家，長期累積下來，存在極大的改進空間。

作為軟體工程師，我們習慣去找問題的源頭，做的就像蹲馬步一樣基礎的工作，數十年累積下來的缺口很難在短期之內填補，但我想我們沒有偏離軌道；我們都看得到詐騙橫行，但當大部分人選擇便宜行事，這大概不會有很快的解答，簡單的問，你能否放棄用 LINE 來交辦工作？我常戲稱，如果 LINE 出了資安問題，大概許多國家機密就洩漏出去了。

我認識唐鳳是從 g0v 開始，她的資訊專業以及對開放社群的貢獻大概無從挑剔，雖然我常拿她說「持守的安那其」開玩笑，但這樣的態度確實搭建了一個絕佳的橋樑，讓政府機關可以真的引入來自社群與業界的協助；其中一些專家我也認識，他們的個性很難忍受政府機關內無止盡的會議，唐鳳做的就是走進這些會議室，在關鍵位置把對的人放進去，然後放手讓他們去做自己擅長的事情。

唐鳳不像一般的政務官，她從沒有規劃要參與選舉，一般政務官分配給選舉安排的資源她全部放進事務性工作中，這樣的態度也才能在知道我身份的情況下，仍然力邀我參與資安院的工作；其實嚴格說，比我厲害的專家大多不願意碰觸政府相關工作，我也不知道除了唐鳳之外還有哪個部長可以跳脫政黨框架去用人。

我知道各種輿論都想要把她換掉，但我只能說，她是個物超所值的選擇，其他的就看在位者的智慧了

家庭教育對孩子很重要，只是我的成長過程比較多負面體驗，像是話還沒說完就被爸爸甩兩巴掌、睡到一半被酒醉的爸爸叫起來訓話等等，所以我當爸爸的過程很多時候是避免自己介入，讓孩子的媽、讓學校去主導孩子的安排，不過我清楚自己的一舉一動也都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

我會陪在孩子身邊，不過陪著玩的比例低一些，有時是忙著看手機、有時就是跟著孩子移動，或是就帶孩子去各種不同的遊戲場玩；我有因此參與了公共遊戲場的倡議，但不是那種能夠帶給孩子許多歡樂的爸爸，大多鼓勵孩子自己去探索，因為我不熟悉孩童時期去探索世界的過程，我自己在學齡前就參與了許多環繞著經濟需要的工作。

這個寒假我們試著把手放的更開一些，大部分時間讓孩子自己決定要玩的東西，雖然我私心希望他們要求我帶他們去野外玩，但不意外的他們學我一樣把許多時間放在手機上，畢竟我就是這樣示範的；但開學後的視力檢查，小女兒帶回來警告單，我驚訝之餘就先限制他們不能再玩手機，這個決定的好壞我也沒把握，就只是希望先求身體健康，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覺得不公平。

兩個孩子都有一週兩天的英文補習，這個安排是因為他們已經因為跟不上腳步感到焦慮，如果學校能夠放慢腳步我其實希望孩子能夠把時間放在感興趣的社團活動，但我知道眼前基於政治支票衍生的教育環境對老師來說壓力也很大，孩子在這樣的背景下自己想要跟同學一樣去補習班，我就順著他們的決定走。

這兩天大家在討論虎媽為孩子安排的滿滿行程，覺得誇張之外也在反思，自己的作法是不是該做些調整；雖然也沒有到失能家庭的地步，但好像也太不緊張了？此外，我們似乎也沒有豐富的親職教育資源，大家都是從身邊朋友的經驗去推敲，而不是基於系統化整理與研究的基礎，總之，這也是另一個討論不完的話題吧。

晚上參與台中 Bryant 的 TikTok 直播，聊到民眾黨在 2026 選舉該如何規劃；民眾黨在 2022 的議員選舉採取大膽提名的策略，在 2024 的區域立委則是精兵策略，兩者都有優劣之處。

2022 的大膽提名，雖然看似很多區域都看到民眾黨的蹤影，但因為許多參選人都是素人，缺乏經驗的應答與競選活動帶來的不盡然是正面評價；同時因為政黨資源有限，特別是像主席陪同拜票這類行程，能夠被分配到的時間極為稀少，大多還是得仰賴候選人自身的資源與魅力，台南就是全軍覆沒的結果。

2024 的精兵策略，民眾黨只有提名 11 席區域立委，很多心力都聚焦在總統大選，因此錯過了在台南第五選區的偶發事件，一位候選人因為刑案被取消登記，許多選票因此流向完全沒有勝選想法的參選人，如果民眾黨在這個區域有提名，即使仍然難以勝選，但對於提高能見度相當有幫助。

我其實期待的是一個混合的策略，民眾黨可以事先估算自身資源能夠投入的區域選舉範圍，在這些目標區域的被提名人會作為重點輔選對象；在這些目標區域外，應該開放類似海選制度，讓願意接受低度支援的人有機會代表民眾黨參與，這樣的提名人一樣經過完整的審查，但可能只有一起拍攝定裝照與共同的資訊取得，而不會獲得進一步輔選的協助。

一個完整參與選舉過程的經驗是難得的，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承受一年時間完全放棄原有工作的安排，民眾黨能夠提供的助理缺極為有限，每個助理又得塞滿各種工作，很難藉由傳統政黨培養候選人的方式進行；但民眾黨沒有包袱，可以更加擁抱開放的文化，搭建一個讓年輕人可以嘗試參政的平台，讓無法全職投入競選的人也能真實走完整場選舉，進而讓更多政治工作經驗擴散與傳承。

舉例來說，我願意自己籌出 20 萬保證金參與議員選舉，運用工作之餘零碎的時間站上街頭宣揚理念，我希望民眾黨提供一個推薦參選的機會，而不需要完整的支援。

就過去三次參選議員的經驗，前面兩次無黨籍獨立參與，缺乏團隊合作很容易跟不上選舉步調，進而在登記前夕選擇放棄；第三次因為代表民眾黨參選，團隊合作的氛圍讓我能夠完整走完整個選舉，只是這樣一年多時間沒有全職收入，甚至還需要靠房子借錢參與的過程，我不覺得有多少人願意且能夠做到。

台灣的選舉門檻極高，要想靠傳統正規軍作法去壓低門檻很難，民眾黨相對沒有包袱，可以在正式提名管道之外開啟新的路徑，讓有心參政的年輕人可以找到相對平衡的選擇，進而讓更多新的理念進入台灣政治圈，促成更多創新與改變，讓台灣政治更貼近一般民眾的期待！

府城Kp陸戰隊是全國第一個獨立在黨部外成立的陸戰隊，主要原因是在台南黨部換主委後，新加入的幹部一直透過各種方式逼退與排擠舊有、過去長期協助黨部的幹部，在我離開之前已經有更多人離開黨部運作，無論是負氣離開或是莫名奇妙被直接踢出。

最大的導火線是一個原本已經產生共識的決策，主委拒絕接受；這個決策的起因是一件財務上的疑慮，為了避免類似疑慮再次發生，我跟許多幹部都爭取要設置財務監察制度，主委在關鍵的討論過程為了跑攤缺席，事後卻推翻共識，讓許多幹部主動退出黨部運作，我則是在各種圍剿中被踢出群組。

我們這些舊有幹部是過去支撐黨部運作的基礎，本來就有自己組織活動的能力，在遭遇黨部刻意排擠後就在外面獨立運作，同時成立的府城Kp台灣選哲之友會與雲嘉南智庫台灣選哲之友會，就證明了我們不依賴黨部仍然能夠獨立運作。

只是因為許多宣傳品都是來自黨部組織系統，台南黨部想當然的沒有打算供應我們，所以我們自行製作了簡單的舉牌、拿起麥克風就站上街頭宣傳，沒有打算因為這種莫名其妙的行為停下腳步。

因為有具體的行動，中央也意識到許多過去熟知的幹部只能在黨部外運作，後來才協調讓我們也能獨立在黨部之外正式成立府城Kp陸戰隊，主要的差異是就是可以直接把物資提供我們；府城Kp陸戰隊接收跟黨部同樣數量的物資，我們也確實動員許多志工協助發放，許多時候進度都是超前，而且我們也珍惜物資的使用，一個一個確實的發送到民眾手上。

選後台南黨部第一時間把台南選舉的成績往自己身上攬，就跟選舉期間的各種排擠行為一樣，但知道這個過程的夥伴都清楚，台南的成績也包含了府城Kp陸戰隊的貢獻，我們只是沒有去搶那個媒體版面；會讓我不滿的，也就過程台南黨部各種排擠行為，因為我們從未拒絕或排擠台南黨部幹部或志工一起參與，但是在台南黨部一旦遇到曾參與我們的志工就會各種批評與告誡，甚至特定幹部還會有立刻翻臉的情況，這種狹隘的想法才是阻礙台南宣傳最大的關鍵。

覺得最不可思議的大概是，一個具有高度爭議的合作，我從未參與過程的討論，卻發現有人把合作失敗的理由全部歸咎在我身上，這種敗選的群情激憤如果再加油添醋，很可能衍生實體的衝突與報復，這種完全不知輕重的作法就是我想要把所有真相公諸於世的理由！

我跟台南的志工朋友，從去年 6 月開始就站上街頭街講宣傳柯文哲與台灣民眾黨，但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說，大部分跟我有關的貢獻，不會出現在台南黨部提供給中央黨部的紀錄上，因為黨部主委把我當作威脅而不是助力，包括我原本的北區、中西區主任身份，也是硬生生的被拔除、退群與封鎖，即使到了今天，我還是被台南黨部主委與執行長在臉書封鎖中，原本是連黨部的粉絲頁、 LINE 群組都是封鎖我的狀態，在我透過各種方式抗議後他們才不情願的解除封鎖，我還以為自己在玩什麼扮家家酒的遊戲；這種戲碼，在傳統藍綠兩黨其實司空見慣，但我總覺的台灣民眾黨不需要重蹈覆轍，而且每次討論到這些問題，總會有那樣的聲音跳出來， “大局為重”、”選後再說” ，現在選舉暫時告一個段落，我就說囉？

我的遭遇並不是個案，在台南有許多過去的參選人、幹部遭受到類似對待，甚至黨部幹部只要跟我合照一下就會在內部群組遭遇質疑、砲轟，我在黨部的群組發言立刻會有各種糾察隊來放大檢驗、反駁與揶揄，那些我們討厭的側翼網軍行為，台南黨部在現任主委接手後把同樣的手法帶進黨部經營中，甚至用假冒身份發言的方式去貶低我或是跟我有關的志工朋友，想一想我也是受寵若驚，一群人花這麼大的心力在我身上，如果同樣的時間可以放在好好經營黨部就好了。

地方黨部幹部的適任與否我其實不感興趣，我期待的是有那麼一天，地方黨部即使沒有適任的主委出現，黨內有心從政或單純想要支持民眾黨候選人的朋友，依舊可以獲得需要的資訊，他們的貢獻依舊可以被客觀的紀錄、衡量或甚至獎勵；現況這些東西全部依賴地方主委定義，即使我身為黨代表、過去的議員參選人，只要主委一個不高興，資訊的封鎖與貢獻的抹滅是基本會發生的，像我這樣不聽話的就是進一步的打壓或是抹黑，我都不知道自己在中央怎麼會有這麼多負面傳聞，然後做什麼都會被當作要把現任主委拉下來，然後聽到這些傳聞的人也很少跟我求證，我就這麼變成了民眾黨在台南那個十惡不赦的我。

柯文哲告訴我們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個人，但顯然，台灣民眾黨離那個合理的制度還很遙遠，而建立制度沒辦法只靠一個或更多個柯文哲。

台灣民眾黨是最有機會倚賴資訊科技成長的政黨，只是作為資訊顧問的一員，我其實對於民眾黨在資訊技術上面的投資有些搖頭，原本分配給資訊單位的資源還會輕易被挪移到其他部門，資訊部門也很難提供一個友善的工作環境，沒辦法留住合適的人，也就不用期待在資訊科技上面的投資能夠累積，當投資沒辦法累積，資訊科技工具就很難用，其他部門也就乾脆自己來，多頭馬車與惡性循環的結果，資訊部門成了一個燙手山芋，我也沒有勇氣把這樣一個機會介紹給認識的朋友。

柯文哲的競選網站就像是另外一個災難，裡面放了很多酷炫的技術，但一個總統候選人需要溝通的對象多元，大部分人並不會因為酷炫的技術選擇多停留一下，更別說柯文哲常常掛在嘴邊的，台灣的資訊落差，世代之間比起城鄉差距還要嚴重，技術的選擇就已經完全忽略這些長輩的需求；政策共論的願景很美好，但民主素養的培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許新世代、學術界的夥伴長時間在高等知識的薰陶中，但這樣的情況對比大眾來說是極為少數的一群人，不該用這一群人的需求去設計線上服務。

柯文哲常常強調台灣沒有一所大學在世界百大中，也歸納了這是在學術投資上的不足，但作為一個社會的縮影，台灣民眾黨顯然也沒有在技術研發上放入足夠的資源，連比例上的誠意都看不到。

一個政黨要運作，本來就會需要各種資金與資源的匯集，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像天使般願意不求回報的投入這些資源，這種人性的考量大概有點社會經驗的人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目標限縮到為求勝選不擇手段的獲取資源，很快這個政黨就會像藍綠一樣腐敗，台灣民眾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在極端之間如何取得平衡，看了那麼多小黨大起大落，這一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們一直在各種矛盾與衝突中進行選擇。

這次大選民眾黨在政黨票的部份有了成長，政黨補助款的提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希望增加的資源可以被優先投入到制度的建立與資訊科技的投資。我希望發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好的經驗，未來有機會從制度面獲得根本的解決，資訊科技的投資放在地方組織運作上可以避免隻手遮天的情況發生，同時各種陳情案、服務案透過系統話記錄與追蹤可以讓民眾黨爭取更高的滿意度，也提供有心參政的夥伴更多協助，更多那種不需要討好特定人就能夠服務民眾的管道，台灣民眾黨的發展也就可以因此獲益，而且這是兩大黨抄不來的優勢，因為他們早已被帶有副作用的資金給綁住。

我其實烏鴉當習慣了，真的學不會怎麼去抱大腿，要參選議員是很大的劣勢；不過也因為這樣的特質，即使遭遇許多不合理的情況，我還是試著扮演好台灣民眾黨黨代表的角色，因為我清楚自己出現在這裡的目標，並不是為了成為那個討厭的自己。從 2014 開始關心、參與政治以來，我幸運的有機會經歷部長或市長的核心幕僚，在台灣民眾黨實際走到登記參選更是個難得的過程，今天與未來的持續發聲，除了自己外，也是為了這個過程給予過協助的朋友，期待最終那些我們曾討論過的美好政治願景，有一天真的會發生，也真心希望，台灣民眾黨的存在可以是促成它發生的關鍵。

柯文哲代表民眾黨參選總統，到今天的成果已經創造歷史記錄，因為投入的成本對比產生的聲勢與影響力已經遠超乎預期，獨立參選到底無論結果如何都對得起支持者的託付；不過回到在參選過程提出的理念，希望把國家利益放在政黨利益之上，獨立參選可以維持民眾黨理念的單一性，但無法改變過去數十年來存在的意識形態對抗。

柯文哲與競選團隊達成共識，進一步嘗試進入藍白合的討論中，有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希望台灣的政治能夠透過合作取代對抗；過去三次的政黨輪替只有持續加深內部矛盾，台灣的發展顯然受制於這樣持續對抗的意識形態中。無法凝聚最大共識，各種漂亮的政見也就只能淪為口號，我們需要走出這樣的惡性循環中。

藍白合不是為了同流合污，而是希望在普世價值的基礎上去建立台灣社會的最大共識，透過這個共識來融入歐美國家已經建立的民主典範，讓台灣真的能夠大步向前；藍白合或是在野的整合開啟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在開放透明的基礎上去遴選最適合的人選成為機關首長，透過跨黨派之間的相互制衡來取代針鋒相對，讓有利於全體國民的政策能夠延續發展，進而帶出可長可久的發展方向。

理想不會一步到位，過去藍綠兩黨都曾公開表態支持內閣制，但他們獨立執政過程都沒辦法有效改變既有政治結構；柯文哲與民眾黨的出現提供一個新的溝通平台，讓多邊都有機會放下歷史包袱，透過普世價值去探討合作與發展可能。當然，合作的基礎是對等，柯文哲對於合作的讓步已經到了底限，我也認為柯文哲為正才能夠落實各項公開的承諾，剩下的就看其他參與者的政治智慧了。

這兩天很流行算算術，不過我們換個題目，算算看經濟部自豪的漁電共生數字；依據經濟部臉書宣傳，在台南的日運漁電共生案場，最近收成的數字有近萬尾烏魚產出超過三千斤的烏魚子，照片拍的蠻好看的。

不過日運案場佔地 57 公頃，一般為取烏魚子放養每公頃 2,000~3,000 尾，所以如果這片土地作為完整的烏魚養殖場可以收成 57 * 2000 = 114,000 ，萬尾只是預估收成的 9% 左右；依法漁電共生應該要維持七成的產量，但是單就 9% 這個數字是遠不及法規要求的。

當然，日運案場不會只有這樣一個的收成數字，只是我們很難從其他公開資料得知個別案場是依據什麼法規設置、對應的承諾事項等等，自然很難檢驗漁獲數字是否符合法規要求；更嚴重的地方是，很多台南的案場是以地層下陷區法規，完全沒有漁獲的要求，也就衍生很多時候我們到一個魚塭轉為太陽光電的案場卻看不到任何養魚的跡象。

經濟部或台南市政府經常拿漁電共生來美化光電政策，但其實有更多案場實際上只有種電沒有繼續養魚，甚至申報的漁獲數字都跟實際有明顯出入；如果資料都能夠公開，相信在地居民可以輕易點出數字中的問題，可惜的是資訊公開或開放資料政策遇到這種敏感情況就會轉彎，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的人都期待政黨輪替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