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武漢肺炎可以跨越隱私的線,但不能忘記監督

一把槍拿在警察手裡可以維護社會治安,拿在壞人手裡可能會造成治安問題,所以需要管制;即便是警察佩槍,也要有完整的監督才能夠避免濫用,我想這樣的道理很多人能夠理解。

隱私就像是一把無形的槍,過去台灣因為對於隱私的不重視,導致詐騙集團橫行,許多民眾遭遇巨大的財產損失,甚至少數民眾因此走上絕路;在各種社會輿論的關切下,我們陸續加強了隱私保護所需要的法規與作為,詐騙事件才能夠有效的減少。

只是隨著武漢肺炎疫情的升溫,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隱私保護的線又開始變得模糊,只是這次跨線的是政府單位,以防疫需求為由持續突破各種隱私保護的防線;最讓人訝異的大概是站在監督角色的立法院,幾乎看不到具體的把關動作。

政府有哪些跨越隱私保護的行為?

先是電子圍籬,有高感染風險的民眾會被要求居家隔離,政府在隔離期間會嚴密監控民眾手機的位置,確保這些民眾遵守隔離的規定,一旦手機離開了指定的範圍,衛生單位、警察單位與里長或更多的人會收到通知;再來,確診病患也會透過手機門號回溯追查近期內的旅行記錄,政府說這是要找出可能傳染的對象進行管制,避免傳染擴大。

4/20 這天,除了確診病患,政府進一步追查了所有跟確診病患可能接觸的民眾,針對性的發出超過 20 萬封簡訊;這一樣是透過手機門號查閱旅遊史的行為,只是調查範圍擴大到潛在接觸對象,從可能只有數千人的資料放大到數十萬人。

電信商蒐集這些資料是為了提供穩定的電信服務,基於這個目的蒐集資料是必要的,但同樣的資料如果被用在其他地方就違反了蒐集資料的目的,在疫情爆發之前這樣的資料就被拿來做交通研究使用,這已經讓人有點驚訝;現在政府進一步用這些資料跟入出境資料、健康資料與各種我們還沒看到的項目進行連結,儘管師出有名是為了防疫工作,但我們幾乎看不到監管單位的具體作為、看不到資料存取量限制也看不到這些行動具體的停止時間、稽核方式等等,這些民主社會該有的監督作為在這個時間點全部放棄治療,所以我們可以預期更過份的創意正在某個會議室醞釀當中。

有人說 “難道你要等到被感染了才抱怨政府沒有作為嗎?”

其實各種能夠兼顧隱私的解決方案早就已經出現,許多民主國家都在積極研究透過民眾自願的手機接觸追蹤應用來取代電信資料追蹤,但我們的政府看起來沒有很積極在推廣這類應用,因為電信資料實在太好用了。

有人說 “我玩寶可夢跟許多手機應用早就交出了自己的隱私”

玩遊戲、使用手機程式的過程,開關都在你自己手上,你隨時可以關閉,但是電信資料追蹤是只要你手機開啟就會被追蹤,就算你用的不是智慧型手機也會被追蹤;除此之外,政府進一步把這些資料跟你的健康、入出境資料結合,能夠做的事情其實超乎大部份人的想像。

台灣從專制走向民主只有幾十年的時間,因此許多人對於政府還留在過去那種大政府的想像,所以覺得這件事沒有那麼嚴重;在歐美等國家,因為經歷過各種革命與內亂,他們體會過當政府過度掌握民眾隱私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那些民主國家對於政府端進行類似行動都有相當大的反彈,政府施政與國會監督都可以看到嚴謹與公開的討論,但在台灣似乎只看到政府端一直在樹立新的創舉,立法院幾乎成了行政單位的附屬機構,民眾也大多支持這樣的行動,這看在歐美民主國家眼中都覺得不可思議吧。

我們不一定要樣樣跟歐美比較,我也想不出比監控電信資料更有效的作法,但拜託,民主不是請客吃飯,不管執政者是誰,你我都該關注應有的監督工作,讓台灣可以成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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